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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第一书记陈独秀家族: 一言难尽的悲怆

2017-6-10 11:09| 发布者: 海外华人焦点网| 查看: 131| 评论: 0

摘要:   1979年,陈松年(左二)和陈长璞找到陈独秀的墓,此时只剩一堆黄土,碑已不知去向。   “过去的,都让它过去吧。”电话中,陈红不愿多谈家族往事,“我们都是很普通、过着平常日子的人。”   陈独秀的这位孙 ...

  1979年,陈松年(左二)和陈长璞找到陈独秀的墓,此时只剩一堆黄土,碑已不知去向。

  “过去的,都让它过去吧。”电话中,陈红不愿多谈家族往事,“我们都是很普通、过着平常日子的人。”

  陈独秀的这位孙女温文尔雅,言谈间透着知识女性的学养。陈红原名陈祯荣,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教授,她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幼子。

  通电话时,陈红在收拾行李,当晚她将搭乘航班去外地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,她每年有一两个月在全国各地做调研。对于这一份职责,她非常认真。

  等完成手头的工作,她要去香港看望母亲和弟兄姐妹。他们都是在“文革”后,陆续去香港定居的。

  “家族里的人吃过很多苦,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。”她颇为动容。

  缺失的父爱

  陈独秀的原配高晓岚

  在安庆陈家的老宅院里,“父亲”的角色是长期缺失的。

  陈独秀自幼丧父,由脾气暴躁的祖父抚养长大,从不知父爱为何物。待到几个子女出生,他又长年在外留学、闹革命,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,到家后又忙着和友人联络,父子之间非常陌生。

  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相爱,私奔结合。这对原配高晓岚伤害很深。子女们“即受母氏先入之言,对父颇少感情”。母亲的不幸,直接影响了陈延年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,长大后他埋头于工作,不愿恋爱,不想结婚。

  1915年,陈独秀参与“讨袁”运动,被袁世凯派来的都督倪嗣冲追捕,陈家被抄。两兄弟逃到怀宁乡下避难,无法读书。不久,他们接到父亲让他们去上海的书信,随后辞别祖母和母亲,从此再也没回过怀宁老家。

  当时,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《新青年》,带着高君曼与一儿一女生活在一起。有一天,他对高君曼说:“我想写一封信,叫延年、乔年到上海来,找点事情做做,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”当时陈延年十七八岁,陈乔年十三四岁。

 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,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,但是很快,两人就搬出来住了。据潘赞化回忆,陈延年因不满父亲抛弃母亲、与姨母同居,常常和父亲发生矛盾。儿子们搬出去半工半读,陈独秀并不阻拦。他对好友汪孟邹说:“他们到外面住,不是坏事。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。”

  青年陈独秀

 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非常新奇:兄弟俩晚上睡在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,白天外出工作,以饼为食,喝自来水,冬着单衣,夏日无被,“颜色憔枯,人多惜之”。

  高君曼怕人说闲话,加之对姐姐心存愧疚,想让两个孩子到家中食宿。她找潘赞化哭诉,央他向陈独秀说情。陈独秀的回答是:“妇人之仁,徒贼子弟,虽是善良,反生恶果。少年人生,叫他自创前途也。”

  兄弟俩后来考上震旦大学法语系,勤工俭学,度过艰难时日。1917年,陈独秀被聘到北京大学,他托汪孟邹每月支付弟兄俩5元生活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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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父子间长期疏离,陈独秀对兄弟俩思想上几乎没有影响。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,不要家庭、不要国家,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“进化社”,成为吴稚晖的门徒。

  新文化运动中,陈独秀成为全国无数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和偶像。17岁的陈延年颇不以为然,“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、旧学者而已。读书虽多,而不能为天地立新,不能为万民主命,与文盲何异?”

  兄弟俩当时想赴法勤工俭学,没有保证金。吴稚晖不但给他们提供了保证金,还帮助解决了船票。他设法让这兄弟俩“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”,这意味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可以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,到法国直接读书,无须半工半读。

  陈氏兄弟赴法前,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场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被捕入狱。潘赞化在街上遇到陈延年,说起他父亲被捕一事。潘问陈延年:“假如同仁救援无效,你会怎么想?”言外之意,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。

  让潘赞化非常震惊的是,陈延年的回答是:“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,当然可惜。”神情非常淡漠,好像谈论的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。

  兄弟俩在法国时,陈独秀曾托陈公培带给他们一封信,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,转向马克思主义。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:“独秀这个人,你别理他。”陈公培非常惊诧,他没想到陈独秀在国内振臂一呼、地动山摇,他儿子却直呼其名,言谈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。

  然而,陈氏兄弟最后还是转向马克思主义。在留法学生周恩来、赵世炎等的团结争取下,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,与吴稚晖分道扬镳。1922年6月,陈延年出席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成立大会,后被选为执委。他和赵世炎负责编印该组织机关刊物——《少年》杂志。

  由胡志明等人介绍,陈延年、赵世炎、萧三等加入“法共”。是年冬,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,陈延年等转为中共党员。

  1923年3月,中共党组织送陈延年、陈乔年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。

  据当年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老人回忆:陈延年平时沉默寡言,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,表现得很活跃、非常较真,常常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,与平时判若两人。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认真,他回答说,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,我们也要学列宁,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。

  从此,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——“小列宁”。

   “ 一门三中委”

  1924年秋到1925春,因国共合作需要,陈氏兄弟陆续回国。陈延年到上海党中央报到,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,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。陈乔年则被派往北京,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,和李大钊、赵世炎一起工作。

  据长期跟随陈独秀的郑超麟回忆,有一次他陪陈延年去见总书记。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人,但爷俩见了面却平淡如路人:陈独秀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,见到儿子出现,表情安之若素;延年也一样,随手拖来张椅子,坐下就开始谈工作。

  在郑超麟的记忆中,“这两兄弟是清教徒。吃得坏,穿得坏,绝口不谈女人”。

 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,陈延年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,这次大罢工长达1年零4个月,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,被认为是“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辉煌的一页”,陈延年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革命干部的才干。

  1927年春,陈独秀、陈延年、陈乔年父子3人,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: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,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,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。

  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事变后,上海的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。陈延年受命重建党组织。6月26日,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,他和郭伯和、韩步先等人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。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,郭伯和任组织部长,韩步先任宣传部长,赵世炎到中央工作。这时,他们接到报告:一位交通员被捕了。

  他和王若飞、赵世炎等商量后,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。当天下午3时,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,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,见没有什么异样,便冒险进门,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。不久,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,陈延年、郭伯和、韩步先一起被捕。

  叛变的交通员并不认识陈延年。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,裤腿上扎着草绳,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,名叫陈友生。敌26军以为陈延年只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,将其押往龙华监狱。

 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,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写信,请他想办法营救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我某日在某处被捕,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。我是工人,不会有多大嫌疑,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,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。”信尾署名“陈友生”。

  汪孟邹认出了陈延年的字迹,立刻去找胡适帮忙。胡适想起蒋介石的“红人”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,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,请他帮忙。

  在监狱中,陈独秀写下了《独秀文存》第九版,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。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。

  谁知,胡适的“好心”反而坏了大事。1921年秋,蔡和森、陈毅、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与吴稚晖等闹矛盾,后被押送回国。之后,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,转向共产主义。这让吴稚晖一直耿耿于怀。

  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,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,说陈延年“恃智肆恶,过于其父百倍”,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杀害。

  7月4日,陈延年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,因为不肯下跪,被强按在地上,乱刀砍死。

  次年2月16日,中共江苏省委再次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,地点是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。陈乔年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。由于叛徒告密,军警突然包围会场,陈乔年和其他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。

  当时,陈乔年化名王某,来沪不久,叛变的唐瑞林不认识他。军警动用种种手段,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,都未得逞。

  因为他没暴露真实身份,党组织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。一同入狱的郑复他、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,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。周之楚当即允诺,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。

  不料,周之楚的父亲也四处托人营救他。陈乔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。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,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他而费心,不必再为他花钱。

  遇害前,他说:“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!”难友问他,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?他回答:“对家庭毫无牵挂,对党的尽力营救,表示衷心感谢。”

  1928年6月6日,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,年仅26岁。陈乔年结过婚,有一女,下落不明。

  1936年,张、杨发动西安事变。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,陈独秀托人买酒打菜,对狱友说:我平生不喝酒,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。当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,祭给两个儿子,喊着“延年,乔年”时,他不禁失声痛哭。

   安庆仅存的血脉

  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合影,依次为陈长玮(左上)、长玙(右上)、长琦(左下)和长璞(右下)

 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,陈松年17岁。

  噩耗传来,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。随后,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。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,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。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,痛哭了一场。

  第二年,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。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。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。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,悲痛过度的玉莹,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,不久也随二哥去了,死时年仅28岁。

  1933年,松年从父亲故知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。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监,看到父亲后,一下子痛哭起来。陈独秀骂他没出息。

 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,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。

  陈松年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,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,以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。他们沿江而上,经重庆到达江津。后来,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。

 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,对儿女甚少关爱。晚年,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,却让他欣喜,“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,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,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来”。

  在江津,陈松年陪伴父亲直至他去世。陈松年童年时从未得到父爱,但他对父亲非常孝顺,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。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,对潘都叫她“二奶奶”。

  1947年,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,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。归乡途中,他担心“陈独秀”三字会带来麻烦,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“陈乾生”,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,没有立碑。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“文革”浩劫。

  解放后,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,带着一家子隐忍度日。

  1953年2月,毛泽东乘军舰“洛阳号”巡视长江沿岸。21日上午,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。谈话间,毛泽东忽然问:“陈独秀家里还有谁?”得知陈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,他说:“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,可以照顾嘛!”

 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、陈乔年的烈士身份,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。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,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。

 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,安庆市文史馆馆员,安徽省文史馆馆员。

  1979年,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,提出重修陈独秀墓,很快得到答复:以家属名义重修,资金由官方出。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。

 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,与世无争,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。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。

 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: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,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、市侨联副主席。熟悉他们的“陈独秀研究网”主编万多胜说:这两位是孙辈中与陈独秀个性最相似的。

  在家族中,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。早在文革末期,她就不顾父亲警告,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。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,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.37平方公里的“独秀园”,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。

  墓碑上的铭文从“乾生”到“仲甫”,再到“独秀”。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。

  沉重的遗产

 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,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,因为身弱多疾,加之经济窘迫,境遇凄苦。她育有一子一女:陈子美,以及陈红的父亲陈鹤年。

  陈独秀入狱时,姐弟俩曾去南京探监。陈子美劝说父亲和潘兰珍尽快结婚,以杜绝别人的闲话。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。

  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,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。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。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,陈鹤年后远避香港,更名陈哲民,在报界工作过,一直低调度日,2000年在香港去世。

 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,其余的3位是祯祥、祯庆、祯祺。因为祖父戴着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在内的多顶“帽子”,加之父亲又在香港,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。

 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“右派”;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,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,便被定罪为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”;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,说了句“六角钱一个,太贵了”,成了“反革命”;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,一去就是13年。

  文革后,陈鹤年的子女陆续落实了政策。除陈红留在北京外,其他几位都移居到香港。

 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。她早年半工半读,在杭州做过电信局职员,学过妇产科,还跑过单帮。

  文革期间,陈子美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。1970年,她带着孩子,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。到香港后,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,来不及见弟弟鹤年,又亡命美国,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。

  1991年,陈子美因病住院,回家后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卷走,从此靠政府补助金过活,后因积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,八旬老人面临流落街头的境地。

  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后,纽约市政当局资助了部分。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听闻此事,一边发动会员捐款,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,后得上级通知:“中华海外联谊会”已将9000美元汇给陈子美老人。

  江泽民访美期间,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曾派人探望过老人,并表示: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。次日,陈子美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。

  2002年,陈松年之女长璞在纽约探访了姑姑陈子美,她评价说,“她是个相当独立、相当坚强的女性,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。”

 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时,她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寂寞离世。

  “过去的,就让它过去吧。”陈红对本刊记者说:“我们的故事不重要。”

  和三伯父家的长璞不同的是,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遗产:“他当年高举着‘德先生’和‘赛先生’。之后,他自己又吃过斯大林的很多苦。所以,他对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。他当初说的,很多都变成了现实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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